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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04844.com《汪有龄法学文集》:虽不能往心向往之


发布日期:2021-06-14 11:27   来源:未知   阅读:

  www.04844.com。回国后,汪友龄曾短暂从事过与蚕桑有关的工作。1900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农学会创始人罗振玉到武汉接手主持湖北农务学堂,并邀请熟悉日语的王国维等到武汉,协助办理农务学堂,汪友龄亦受邀任湖北农务局译员,和徐传笃、金棠等翻译过日本蚕桑专家峰村喜藏、中西应留等的文章,并发表在《农学报》上。《农学报》是上海农学会创始人罗振玉创办于1897年5月刊物,它以“以农立国”为宗旨,初名《农学》,自第15期起改名《农学报》,是近代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专业科技期刊,至1906年1月停刊,共计出版315期。峰村喜藏等为请湖北农务学校所请的日本蚕桑教习,其研究中国蚕丝业颇有成就,著有《清国蚕丝业大观》等著作。

  虽然“考究蚕事,为挽贫为富之机”,但汪友龄却更专注于教育的进步。日本明治一代领导人深刻意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要振兴近代工业,就要有推进这一事业的人,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重视教育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中总结这一段历史时,由衷地赞叹:“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在日本生活数年的汪友龄,不仅对明治政府和地方士绅把其从德川时代以来积蓄起来的财富和知识投入到国民教育中所体现中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一般日本民众延续从德川时代以来就有的到“寺院私塾”读书的习惯和尊重教育的强烈心情深有感受,而且对其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巨大作用深有体会。因此,他回到国内后即迅速地投身于翻译著述、推动国民教育的工作中去。体弱的汪有龄首先关注的是学校卫生。1901年5月,他翻译的日本三岛通良著《学校卫生学》在《教育世界》创刊号开始连载,至第8期连载结束。《学校卫生学》原著者三岛通良博士为日本文部省主管学校卫生的课长。该书反映了他在进行全国学校卫生调查后收集的资料,代表了日本当时学校卫生的先进思想与官方的政策观。全书分十篇,依次为总论,校地,建筑校舍及教室之构造,www.06612.com喜讯 由宁波金智源辅导的。采光法,换气法,暖室法,桌椅、学生态度、书籍及黑板,生徒疾病及学校医之监督,体操及游戏,授业及休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全文译刊的学校卫生专著,它极大地影响了学校课程设置和学校卫生规章的制定等许多方面,20世纪初的我国学校卫生工作几乎主要按照该书所阐述的模式进行。刊登汪译《学校卫生学》的《教育世界》杂志,系著名教育家王国维于1901年5月在上海发起创办半月刊,汪有龄和有过留日经历的王国维、周家树、高风谦等人担任编译工作。其创刊序例,从救亡图存的高度论述了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强调“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教育世界》承续七年,共出166期,除了刊登大量的日本教育法规及众多教科书,支持刚在中国兴起的办学热潮外,先后译介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在传播日本教育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创办最早、发行量较大、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教育专业杂志,对清末及以后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国新式教育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汪有龄较为重要的译著,还有其翻译的日本近代新闻先驱奥村信太郎所著之《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该译著由前述教育世界社铅印、作为《教育丛书初集》第九册于1901年出版。福泽谕吉(1835——1901),出身于丰前中津贫穷武士家庭,后跟随日本著名兰学大师绪言洪庵学习兰学,后自学英语,曾三次随幕府使团赴美欧访问,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成为日本“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68年创办庆应义塾,并数次谢绝明治政府的邀请,拒不入仕,终身著书立说,从事教育,担当起传播“理性之光”的历史使命,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其代表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斐声内外,影响巨大,其所创办的庆应义塾发展至今,成为日本著名的大学之一。汪有龄所译的这部福泽谕吉自传的日文版出版于1900年,次年福泽谕吉即离世,它应当是福泽谕吉在世时的最后一本传记,而汪有龄所译、1901年所出版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则是为数不多的中文版福泽谕吉传记中的第一本,也应当是日本国外最早出版的非日文版福泽谕吉传记。

  近代以降,列强涌入,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商纷至沓来,洋货大量倾销,巨资乘隙而入,不仅致使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而且导致黄金白银及社会财富的疯狂外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统治安全。太平天国思想家洪仁玕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最早提出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通过平等竞争来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分析了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这两种外国势力侵入中国的形式,认为对抗军事侵略要用“兵武”,对抗经济侵略要用“商战”,并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日益高涨的重商思潮推动下,清末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商战不利、将无以自存生计竞争之世,不得不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转而重视商政。1903年,商部成立。1904年,著名的实业家张謇被任命为商部一等顾问官。并且,商部还奏请打破资格、门第、等级等的限定,选用新派、开明的人士作为商部职员,要求“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学生卒业、出洋留学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1906年,商部将1903年12月出刊、1906年2月停办的原官商合办的《商务报》收归官办并加以扩充,由商部主事章宗祥负其责,汪有龄出任编辑。

  1906年4月28(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官务商报》在北京创刊,成为清代第一份部门性报纸。创刊号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即为汪有龄所撰写的《论各国经济竞争之大势》。他在文章的开端便大声疾呼:“今日之世界,经济竞争之世界也。争之而胜,则利源日拓,国富民荣,若英吉利,若德意志,若美利坚,其前例也。争之而不胜,则领土日蹙,国势大衰,虽欲维持其二等国之地位,而尚不可终日,如西班牙,如葡萄牙是已。中国自秦汉以来贵士贱商,今则特设专官以董理之。而保商之谕,岁岁数下。数千年来之积习,其可由此湔除。而吾国商业之前途,殆庶几有起色乎。然全国商业之兴,非专恃政府一二人之提倡,而必赖各省疆吏之协助,又非专恃在上者之保护,而必赖实业家之经营。今能不内外一致、上下一心,亟实行保商政策,取种种商业机关而整理之、推广之,则欲与各国驰驱商战之场,而于万国商业史上占一席焉,盖亦难矣。”汪有龄在文中系统地论述世界经济竞争大势,分析了军备与经济、关税制度、交通机关等与经济之关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汪有龄还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托拉斯(汪译为托辣斯)现象,在文章中较早且较系统地论探讨了托拉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指出股份有限公司及托拉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分析了它所具有的特点:“ 因由数大公司相合并,则资本自巨,可多用新巧机器,使劳费少而成物多”,再加之“资本既巨,由购用原料必多,多则其价自廉,原料价廉,则造成出售时,其价亦必因之而廉”,同时还有“工场夥多,可实行分业之学理,使为之者专,而成之也精且速”以及“因资本雄大故,不畏外界市场之恐慌”和“魄力雄厚,能扩充外国贩路”等优点,预言“此计生界之名物,其将遍游欧美而税驾于亚细亚,盖可预必矣。”

  除了发表在《商务官报》第一期的这篇文章里,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汪有龄还发表了多篇提倡实业、振兴经济的论说文章。如发表在《官务官报》第七期的《商部之责任》,作者认为:“商智愈开,则商业之范围愈广,商业之范围愈广,则商部之责任亦愈重。吾国此后商业之进步,其责固商界任之,而鼓舞提倡之事,实惟商部是属。其能不负天下大事之属望与否,全视乎所负之责任如何。”所以,商都应尽的具体责任有四个方面:补助铁路、航运等民办;提倡兴办银行、设织布厂、建立仓库等应办事业;统一全国实业制度,制定铁道、矿山、公司、专科事等诸多方面规定,推行于全国;实行保护政策,严劾病商之事,以为惩一儆百。在《商务官报》第九期发表的《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一文中,汪有龄认为:“今日之世界,实工业发达之时代……夫各国之经营工业,其萃全力如此,我若不急起直追,与之角逐,其将何所恃也?”他认为中国虽幅员甚广,地有遗利,然循此以往,欲纯以农业增进国富,势实有不易。因此,他打破中国以农产国的传统,第一个响亮地提出了“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的目标,其对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影响巨大。他在《商务官报》第十六期发表的《中国宜为内国博览会之准备议》一文,回顾了几次世界上著名的博览会,指出其促进工商发展的作用,指出在商部已在各省设立商品陈列所,各疆吏已经设立工艺局的情况下,中国应外开内国博览会,是中国倡导博览会之先声。在第十七期发表的《国用问题》一文中,汪有龄论述了国用与国法、国用与政治以及国用与经济三大方面的关系,较早地对国家财政开支的监督、使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主张。“今日之商业,非国内商业,而国际商业也。商战之胜负,非一人之事,而全国之事也。苟不知现今世界之大势,则小商而已矣。不知商业发达之由来,则愚商而已矣。以小敌大,以愚敌智,虽欲不败,宁有幸焉!然则说明世界商战之大势,激发吾商业志气,使有适合时势之预备,实有志于振兴商业者之责也。”怀着如此之想法,汪有龄又撰写了《论世界商业发展之大势》,连续刊登在《商务官报》上。

  除了自己亲笔撰写的论说文章外,汪有龄还发表了许多关于介绍各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管理制度、管理法规以及世界交通、经济、贸易状况以及公司、企业发展等方面的译文,如《各国贸易品运输大势》、《美国航业补助法案》、《论贸易家必需之准备》、《论近世英国商业政策之发展》、《论美国之外国贸易》、《论巴拿马运河可转移世界通商之大势》、《私设铁道之补助政策》、《铁价腾贵之原因》、《贯通美亚铁道之计划》、《各国登记制度之比较》、《美国之货币制度》、《论产业组合》等,还有纳入“经济杂俎”栏目的《世界蚕丝之供给与需要》、《欧美各国工业概评》等资料性译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刊登在《商务官报》上的钱永鋕采访、汪有龄翻译的日本农商务省诸局(课)长的系列访谈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农商务省各内设机构的法定职责、运行规程以及业务开展情况等,这为清政府1906年的官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正因为有汪有龄等编辑的努力,《官务商报》的论说、译录、调查报告等栏目成为全刊的精华。它重视对外经济贸易,体现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思想,其在传播近代文明、报导国内外新闻时事、分析与比较东西方发展差距、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推动清末社会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极短时间内就扭转了原官属商办的《商务报》少有人问津的状况,被称为“版面之精美,纸张之精良,已超过著名的民营《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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